八万里路云和月----著名旅行家、探险家余纯顺的故事（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徒步旅行）

千里戈壁

6．兄弟，这钱给你买车票
　
前往康定的山路，随着海拔的抬高，愈来愈坡陡、弯急了。四周山岭的顶上，去冬的残雪尚未完全融化，这和相去才几十里、已能日啖鲜果的樱桃沟，真的是两个不同的所在。
下午4时左右，已走出40华里地，距当夜的食宿点——鸳鸯坝，尚有10余里地时，我已明显感觉到大气中供氧不足了。
不久，在我翻越一个山冈时，我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心脏也感觉像有针尖在刺着，左胸像压了一大块铅似的又闷又胀，我难受极了。我唯有捂住胸口，并将嘴巴张大，朝着那空旷的山谷拼命地呼气，吸气，呼气，吸气……而那吸进的气总也不够我用。最后，就连我那双已征战了三年、跋涉过半个中国的双腿，也僵直在那山冈的陡坡上，再也无力向前挪动一步了……
就像马上要死过去的我，赶紧放下背囊，挣扎到一块大石旁，全身瘫痪在了地上。我的眼前，是一片巨大的昏暗……
这种极难受的感觉，一直持续了约一刻钟，渐渐地，我缓过气来了，心脏部位的难受也松弛了些，我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地狱的门前溜达了一番后，又很幸运地被赶了出来。
待喘气差不多平缓后，我查看了一下海拔表——指针停在了海拔3600米上。这是我徒步壮行全中国后，截至当时为止，所到达的最高高度。我意识到：我已进入挺进川藏路途中与我的身体适应情况相对应的艰险地段了。刚才的那种难受不是平白无故的，我将面临能否顺利挺进“川藏”，以及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这只是一个信号：海拔3600米处尚且如此，以后不断要面临的海拔4000、5000、乃至6000米的高度将如何过去？！
我找到水壶，喝了几口。然后，将剩下的全部倒掉，以便尽可能减轻些负重。
其实，我这个人是万不能断水的。即便居家时也是如此。多年来，每晚看书写作至午夜，便能喝掉一大暖壶水。在前三年的旅行中，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草地或是山岭，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水，只有在我实在不堪重负时，才会舍弃这一掬生命之源的。
当然，这也是要看具体情况的，这次是考虑到，至当夜的食宿点还剩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太阳也已垂到山后，山岭间的温度甚低，对水的需求相对小些了。而我那背囊里的资料、笔记和相机等，是万不能减去的，尽管已重达30余斤。
就在那时，有三个背荷行李的藏族人也从山冈下走来，他们先前就紧随我后面走了好长一段路，刚才我遇到的麻烦，他们在盘山路上看得十分清楚。
这三个藏民走到我的身边时，停住了脚步。三人的脸上同时露出了非常友善和关切的神态。他们将背负的东西放了下来。
向来害怕连累别人，硬汉作风贯彻一生的我，估计他们马上要开口说什么了，就抢先开口道：
“没什么事，你们走吧！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
看得出，他们还想说些什么。我便将脸转向另一边……
他们都有着一张十分生动的、只有这块高原上的藏民族劳动者才特有的脸谱。他们走出很远后，还不时回头看看我……
终于，我一步一步缓缓地走上了那个山冈。尽管海拔又提高了些，呼吸仍感觉不畅，但情况不再变得更糟。
到了山冈后，我又放下背囊，在一堵土墙边坐下，准备再喘口气后，一鼓作气赶到目的地。
此时，我又见到了刚才那三个藏族人，他们坐在附近的一块车站木牌下，等着过路的客车。我朝他们笑了笑，便抓紧时机休息，避免一切消耗体力的举动。
不料，当我背上背囊，准备继续前进时，那藏族中年汉子同三人中的那位少年径直向我走来，俟他们走近时，我才发现那汉子手上拿着2张10元钱的钞票——他们要将这钱往我手上塞。我连忙摆手：
“不行，不行，我不能收你们的钱。”
那中年汉子见我不收，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急忙比着手势向我说了几句藏话。我只听懂了“兄弟”这个词。
那少年接着用汉话道：“我阿爸说，你一定是没钱了。这钱给你买车票。这路难走得很，你也走不动了。”
天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感动极了！
我连忙请他们坐下，解释道：
“我不是没有钱才走路。你们搞错了。”生怕他们还不信，又补充道：“我已经走了三年了。从上海绕了个大圈子才走到你们这里的。”
那少年听懂了，忙用藏话向他父亲解释了一遍。那汉子听完，神情庄严地对我竖起大拇指道：“亚哞、亚哞”（藏语：“好”的意思。）
此时，我们仨都笑了。仍坐在那边照看行李的，是那少年的母亲。她也笑了。
当我掏出烟给他们抽时，那辆驶往康定县城的大客车开来了。这父子俩还想再最后“争取”我一下，但我不由分说地催促他们快上车，他们这才十分不舍地离去。天黑之前，这三位善良的人便可以到达康定。
一直到望不见那辆远去的车后，我抖擞了一下精神，继续前进。
在“孤身徒步壮行全中国”的漫漫征程中，我将严格按照徒步旅行的国际惯例行事，只有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临时借助交通工具，即：
一，按原路退回时；
二，到达某地后，因原地参观、演讲等活动，暂不前进时；
三，涉江、河、湖、海，无桥可过时。
此外，每日均要作好详实的笔记，取得邮戳及留宿处的证明材料，鞭策自己将这一“壮举”进行到底。途中，无论于何时、何地，只要有一次犯规，即可被认为是整个计划的失败！
不必讳言，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追求形式和内容的“绝对”完美的动源，唯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他们在追求自己心中的那种“理想境界”时所要求的水准，往往会达到某种近乎苛刻的程度。对于他们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热情，在通常情况下，许多人不是不屑一顾，便是认为难以置信。然而，一般来说，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两种，甚或更多的“反应”均不会太在意。他们始终陷入在那种类似“不食人间烟火”的追求遥远理想的过程中而“难以自拔”。他们所作的一切，均出于自觉。
这，就是我绝对不会接受那三位藏胞的钱的缘故。或者应该换一种说法是——绝对不接受坐车。
三年来，这种“上车”即可轻易到达前方的诱惑，真是太多了。但这种事对一个儿时就梦想“孤身徒步壮行全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来说，算不了什么，即或他的眼前正面临着巨大危险。
然而，我确实接受了那三位藏胞对我的另一种诱惑，并几乎立即使我消除了未进藏前的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在我刚踏上这块神奇的、尚未被大多数人了解的高原时，他们的善良便为我敞开了一扇可以由此窥测这片高原纵深处的窗户……

千里戈壁

7．康定姑娘的新“情歌”

4月30日下午3时40分，在又克服了几次轻度呼吸急促、胸闷、头晕后，我已前进至康定县城以东不远处的一个小村。此时，大雨突降，峡谷中阴风四起，我好冷好冷！
我找见村边一个搭有凉棚的地方暂避一下。当我甩去头发上的雨珠时，无意中被站在附近的一个围栏里的一个黑糊糊的家伙吓了一跳。当我定神细看时，不觉叫出声来：“我的天神啊！这不就是高原上特有的、被称为‘高原之舟’的牦牛吗？”
我马上放下背囊，蹑手蹑脚地走近去：“哇！好一个庞然大物。”它全身披挂着浓密的黑毛。腹部、腿部、尾巴处的毛特长，几乎垂到了地面。两只又粗又长的弯角让人看了心惊胆颤。估摸一下，这家伙的体重怕有一吨多重。此时，它那双大眼也正直愣愣地盯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虽然素来就知“牛大哥”是地球上同人类最亲近的，然而，“此牛”非以往见过的“彼牛”，尚未熟悉它的脾性之前，最好还是敬而远之为好！况且它的主人又不在，万一被当作盗牛贼，那就更没趣了。于是我站在原地不动，没有去摸摸它。
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如果仅以外形而论，除去它身上那几个部位的长毛，除了个头大些外，似乎也和南方平原上的水牛并无二致。看来，其名中冠以“牦”字，是因其比所有同类毛长也。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一头牦牛，它在康定以东约20里地、一个叫大河沟的原先未曾料想到的小村子里。
后来，我又见过成千上万头牦牛，不再激动。
傍晚6时半，我冒雨进入康定县城。
很多年以前，当我还在家乡——南方的那个繁华城市里编织着我少年的梦幻时，我便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充满动人故事的小城。这是因为我居住的那个街区，一俟夏夜来临时，每每会有许多悠扬动人的歌声，从月光下的远处飘来。每逢此时，我便会静坐在窗台前出神地听着，然后就在心驰神往中渐入梦乡。
在那些如泣如诉地述说生命，壮怀激越地歌唱生活的众多歌谣中，总有一首著名的情歌，在向世人传诵着那个叫“康定”的地方……
康定县城给人的印象是：绝大部分的房舍、店铺、商品、居民、乃至来往行人等，多是藏族的了。它同内地的县城已有明显的不同。
雨中，只能粗略地浏览一下，反正计划要停留三天。当前，最主要的是先要找个住处安顿下来。
街道两侧有几个私家旅社，我并不急于住进去。而是先找了一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人打听“行情”，凭我的经验，这类人比较可靠，且又熟悉当地情况。那人果然很诚恳地介绍：小旅社人员混杂，民族地区的饮食、居住情况，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时习惯不了。不如住州招待所，那里比较舒适、安全，办事也方便。
州招待所坐落在县城西侧的一个小山包上。红黄相间，类似大殿的建筑气势不凡。它的存在，好象又在提醒来自异乡民族的游子——你已到了藏区！
总服务台设在民族气息浓郁得夺人心魄的前厅一侧。我拿出证件，请服务员登记房间。负责登记的是一位藏族小姐。接过证件后，她的两只大眼睛像是扫描一样打量着我全身。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耐烦，心想，有证件还不行吗？
“你的，外地旅行的来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忙答：“是的，从上海来的。”
“你的，后面的，背的是什么东西？”
她的语法和声音，使我想起了日本人说中国话。但我忍住了笑：
“噢，是照相机、资料等东西。”
“你的，出来多少时间了？”
“三年。”
“什么？你说三年了？怎么会要三年呢？”
“没错，我是走路来的。从东北、内蒙那边绕过来的。”
“什么？走路？不坐车？”
“是的，一步步的走。任何车的不坐。”我也学上她的腔调了。
“你的，我们这里的到了，再哪里的去？”
“你们这里的到了，再拉萨的去。”
“拉萨的去了，再哪里的去？”
“拉萨的去了，再要全国的去。”
“哎呀呀！”她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藏语，“我们这里，还从未没有来过像你的这种人。”她忙转过身招呼里面的一些人。
里面出来了几个身着藏装，个个都长得十分健美的藏族姑娘。她们打量我时的眼神，像是见了个“天外来客”。
很快，内中的一位倒了一杯水递给我：“你的不要急，先喝点水。把你的东西放下来，先把头上的水的擦一擦。”
擦头时，众人推举着管登记的小姐说：“我们的，想看看你的照片，可以吗？”
“可以，可以的。”我将随身带的一本袖珍相册递给了她们。她们就欢喜得围拢在一起看，还不时问我照片上的地方，露出很羡慕的神态。
相册还给我后，我对那主管登记的小姐道：“我的，请给我登记一个最便宜的房间。”
“不不不。你的，我们几个人的商量过了，我们代表甘孜州招待所欢迎你，不收你的宿费。你的，吃饭的，也不收钱。你的，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会向总经理的汇报。”
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们的”对“我的”是这样的！
在“壮行全中国”的过程中，自筹经费是最困扰我的问题之一。虽然，在以往我曾得到过多种支持。而像康定招待所这样主动、切实的帮助尤为需要。
在我以后的生命旅程中，我永远不曾忘记，在我浪迹天涯的艰难行进中，亲身体验的这一曲由那首情歌发祥地的藏族姑娘们唱出的新“康定情歌”。
这首歌中所抒发的“情”和“爱”，不仅仅是针对我个人的。这种情感，也是生活在康定这个多情小城的汉藏同胞们，时刻期待着要向一切热爱生活，勇于探索的人们所表示的！
这一判断，在以后的几天中，完全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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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五一”的康定街头
到康定的第二天，正赶上劳动节。早餐后，我便前往街头观光。

　 招待所左侧百米远处有一喇嘛庙，这是我昨天便观察到的。 顺路先进去瞧瞧。
　 在内地，各类寺庙见过不少，藏传佛教的喇嘛庙还是头一回。
　 庙门口并无任何阻拦，我径直踱了进去。进门是一个大天井，两侧是两层的藏式楼房，正殿的大门紧锁着。
　 看见几个工匠正在廊下做活便心知不妙。原来此庙正在修缮中，“宝器”、“金身”之类的东西自然是一样都见不着了。更不用说做法事。
　 这种时候，也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冒失进来。
　 正朝外走，一披着袈裟的老喇嘛迎了上来。他面朝我，欠身，合十，口中有辞。虽然听不懂他的表达，但他的好意已显示在脸上。我也欠身，合十，口念“扎西德勒”退步而去。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懵懵懂懂参观的藏传佛教的寺庙。
　 康定城不算太大，是群山环绕中的一座小城，坐落在—狭长形的山谷中。城中流淌一条将城区“劈”成两半的折多河，河水清盈。房屋依山傍水、鳞次栉比。
　 总觉得同我先前的想象不一样。儿时听歌时，那句“月亮啊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常使我闭上眼睛想象：在跑马山下一片广阔的绿草原上，有一座美丽的小城，夜晚来临时，便会出现在银白色的月光下……
　 节日的康定街头，热闹非常。最醒目的，是摩肩接踵的人群。 康定是汉藏杂居的地区，人群中，以藏族居多。藏族人特有的脸型、气质和服饰，让我看得如醉如痴。
　 藏族男的，一律长袍、皮靴、长发盘头，耳缀耳环，腰佩刀剑，十分剽悍英武。藏族女的，长袍艳丽，细腰、隆胸、长辫垂肩，耳朵缀耳环，颈项挂项链，胸前垂佛盒，手腕套手镯，手指有戒指，环佩叮当，健美端淑。
　 从未拍过藏区的照片，今日是个绝好的机会。在折多河桥上，选定一处有利地形，套上28－2000的变焦镜头，几乎在完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拍了不少较满意的画面。
　 有几位藏胞对我的相机产生兴趣，凑近我的镜头前，朝里看究竟。在他们如同发现“新大陆”似地眉飞色舞时，我便趁机来几张“特写”。
　 康定街市十分活跃，国营商场、集体商店、个体摊床前，商品琳琅，顾客云集。邮局不休息。我盖上康定的邮戳后，便在深巷中那一幢幢石砌的藏族房舍前流连忘返。
　 很诧异这样一个山谷中的小城，本地居民本不多，附近也只有如许几个村庄，何以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打听后才知，县城四周的山里还有许多乡村，许多人几天前便坐车、骑马动身来这里。
　 县城中心广场上，有为节日助兴的篮球赛；电影院、录像厅前，观众如潮；百货大楼前，好些藏胞在喇叭扩音中争购“有奖彩券”。在一边静观的我，不禁讶然而笑。
　 一日中，好几次同五个身披袈裟、光头布履的小喇嘛相遇。 他们在逛街的人群中也不甘寂寞：或持冰棍，或嚼泡泡糖；这边瞧瞧，那边瞅瞅。瞧着他们不过十一二岁的那一张张童稚纯净的脸，我心头掠过一阵莫名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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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的第一位藏族朋友

郎里阿彬是我的第一位藏族朋友。
　 ５月２日起床晚了些，错过了开饭时间，我便去街上一四川人开的小饭馆吃饭。不久，店内又来了两位英俊的藏族青年，其中一位，就是郎里阿彬。

　 他在旁边一个桌旁坐下后，朝我点了点头，开口就问：“师傅，哪来的？”见他很诚恳，便直言相告。他大吃一惊，不容分说就邀我同桌共餐。
　 他告诉我，他们全家都在甘孜州歌舞团工作，他是搞器乐的，除了正常上班外，每晚还搞些“副业”——舞厅伴奏。
　 他俩的国语说得不错，都着汉装，很“汉派”。郎里阿彬在西北民族学院受过高等教育。
　 饭后，他问我准备去哪儿？我说随便走走。“还没有到藏族人家里作过客吧？”他又问。
　 “没有。”
　 “那好。上我家去。我就是你的第一个藏族朋友！”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没想到，一桩心愿这么容易就实现了。
　 他家就在歌舞团大院里。房子挺宽畅，全藏式的家具和摆设。屋内弥漫着奶油和香料味。见过他父母后，他便请我在地毯上的一个小方桌前坐下。
　 请坐，但却没有椅子。我便很自然地盘腿席地坐下。
　 坐定不久，他便从里屋端出一把茶壶，将一种黄色液体倒在了我面前的小碗内。“请喝茶。余老师。”他用手掌作了个“请”的姿式。
　 “谢谢！这一定是酥油茶了。”我立即作出了判断。
　 完全准确。
　 真的，很多年来，当我即将临近某一个陌生地方，见到某一个异民族前，我常会对可能出现的事物先就有一种预感，而这种预感不久便会得到证实；与此同时，在我的一生中，我也常常会耿耿于怀于一些在别人看来根本无须经意的事物。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准备”？是否算得上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在“壮行全中国”的过程中，这种“准备”和“能力”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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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了藏文证明
　
郎里阿彬5月3日要外出。分别前，他留了几位拉萨友人的地址，让我到拉萨后找他们。最后，我们相约经常保持联系。
     与郎里阿彬分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便径直前往州政府，政府办主任朱定贵接待了我。我向他介绍了“壮行全中国”的目标及进入西藏可能面临的困难后，他向我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并代表州政府欢迎我的到来。
     随后，我提出请州政府属下的翻译部门替我将上海教育学院开的证明翻译成藏文的请求。他马上拨通了给州政府翻译局的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翻译局的藏族干部，那干部请我稍等一会儿，由他亲自给我译出来。
接着，朱定贵拿出稿纸说：“我来写篇有关你的报道，登在我们当地的报上。这样的事，应该多让一些人知道。”
“采访”结束时，那位未及问其姓名的藏族干部也将译好的证明送来了——一份用藏文美术字照原件译成的证明。朱定贵又在上面加盖了一枚“甘孜州人民政府”的公章。
顺便提一句，在我请求翻译证明时，我特地强调务必在原文结尾处加上：“借此机会，余纯顺本人谨向全区藏族人民表示最诚挚的敬意！”
朱定贵和那位藏族干部向我表示了谢意，并当场就满足了这一请求。
这份藏文证明，在我后来的极其艰难的在“世界第三极”的漫漫长途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尤其在离康定不久，被围困在川藏路历年来罕见的“八百里泥石流、山洪暴发”的险区的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帮了我的大忙。

11．忍痛割舍跑马山
以我这种人的性格，到康定后随即就会上跑马山的。然而，这次却很反常，拖到第三天下午，还未决定上还是不上。
跑马山紧靠城东，方圆不过一里，垂直高度百米左右。三天中，我所能做的，仅仅是隔岸观火似地望了它几次。这种近在咫尺，路并不太难走，而又不去走的情况，在三年中是少有的。我从未如此“胆怯”过。
说起原因，我也觉得够惨的。因为到康定后，我的胸部仍处于间发性闷痛状态，呼吸依然急促，还没有恢复正常，更谈不上已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我知道，必须在康定尽可能恢复体力，向西50里外，便有海拔4296米的折多山在等着我，那是我平生从未上过的高度。对此，我忧心如焚，哪还敢轻举妄动！
不过，我也无暇躺在招待所静养，我得去了解一下有关前方的情况。
甘孜公路段办公室唐主任接待了我。他详细介绍了前方、特别是折多山的路况后，问我到康定后身体感觉如何？
“不好。胸闷，呼吸急促。”我把那天翻小山冈几乎要死过去的情况也如实说了。
他半晌不语。之后，他说了一件很悲惨的故事：
“十年前，胞弟毕业后分配到康定任电影放映员。他很爱这工作，常年奔忙于高原各地。那年，放映队在前往折多山附近的一个山区放映时，他得了感冒。这在海拔低的地方本不算一回事的，但由于那里高原缺氧，很快转成肺气肿。当队友们急忙用牦牛将他驮下山来，希冀还能挽救他年轻的生命时，他终于没能熬过来，死在了途中。那年，他才21岁。”
讲完后，我俩都黯然地抽着烟。半晌，他又道：“当然希望你能安全地过去。但是，我弟弟自小在高原上长大，岁数还比你小得多呵！”
见我仍没有回话，他又问：“你的家乡海拔是多少？”
“几米左右。黄浦江的水面甚至还超过了部分陆地。”
“难哇！一个常年生活在海拔才几米地方的人，居然胆大包天到要来闯我们这片海拔3500、4000、5000米以上的高原，你就等着瞧吧！”
我们都笑了。
又点了支烟后，我道：“胆大包天倒是谈不上。我的优势在于，我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并不是一夜之间用直升飞机将我仍到这里。”
“是啊，正因为看到你这一点，才放心让你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过去，否则，我们也放心不下呵！”
告辞时，他握着我的手：“派车送你过去，你肯定不干。这样吧！我给总段下属的几个分段打一下招呼。你往前走时，他们都会帮你。记住：我们康定人祝你一路顺风！”
出得公路总段，又望了一眼跑马山自言自语：“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对你老兄只能忍痛割舍了，尽管，你还那么‘小有名气’。”
每年，当春暖花开的时节来临时，康定的各族人民都要上一次跑马山顶，在那里搭上帐篷，燃起篝火，等到“月亮儿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时，便唱起康定情歌，尽情地表达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生活、欢迎四方的人们的美好愿望。这个节日，我没赶上，也等不及了。
然而，我又觉得，也未必非得等到那一天，跑马山下的每天，不都在唱着同样的情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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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翻越折多山
在康定停留三天，5月4日9时50分继续前进。不管此去如何艰难，当日的进程是翻越海拔4296米的折多山，抵川藏路第27道班宿营。
天气晴朗，是个翻山的好时机。
出康定城前往折多山全为上坡。很显然，会走得十分吃力。
11时，经路边一小村，见一藏族汉子在役使牦牛耕地，他的后背驮着一个用布包裹着的孩子。泥土在犁铧后不断翻着身，那孩子垂向一边的头也在不停地晃动着……这个动人情景让我看得泪湿眼眶！
人类得以不断繁衍的劳动和生养两大要素，在这样一个平常举动中，便表现得那样浓缩和充分——纵然是在这万里之遥的高原上，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
“那么，孩子的母亲呢？是因为挤奶、煮饭、放牧忙不过来，还是……”我不敢想下去。
不管怎么样，那份生存的艰辛是摆在那里了！
14时10分抵折多山下。方便面和着冷开水充作午餐后，又继续前进。必须在天黑前翻过山去。
15时15分，抵折多山半坡时，风雪突降。继而狂风、雨点、雪珠、冰雹纷至沓来。我迅速披上塑料雨披继续前进。
风、雪、雨愈来愈大。我常常被风刮得无法前进，甚至还朝后踉跄几步。尤其是雪珠和冰雹（当地人统称为“雪弹子”），密集型地不断飘打在我的头上和脸上。打在头上，还可以忍受；打在眼睛里，就十分疼痛，疼得我不敢挣眼看路面。
这条山路上随时有车冲下来。风雪中，路面打滑，视野不清，我随时都有面临车祸或坠落悬崖的危险。怎么办？停在半坡上不走，海拔已在4000米左右，危险极大；退回去，也不是上策，折多山的风雨是天天有的。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头垂到“雪弹子”飘打不到我的眼睛的低度，身子紧贴在公路右侧、距路基边沿约70公分的内档行走。这样，既可以挣开眼看清方圆约3平方米的路面得以继续前进，又可以前避来车、右防滑入外侧的悬崖。
16时40分，终于在狂风和“雪弹子”的交加中翻过折多山顶。
山顶上堆挂着一些藏族经幡，一块铁牌上写着：“川藏三千里，祝君平安归。”（后来据我实测：由成都至拉萨为4344华里。）
此时，我的内衣已被汗浸透，裤子则被雨雪湿透，全身在山顶的严寒中发着抖。
为防感冒，我不敢恋战，仅在山顶停留三分钟，又最后瞥了一眼四周的群峰便急速下山。
下山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翻越过海拔4296米的高度，又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令我不解的是：在整个上山的过程中，除了比往日吃力很多以外，居然未感觉任何不适。“‘机会主义者’运气真不错，又闯过了一关！”我嘴里喃喃。
“既得陇，复望蜀。”下山不久，我很快就对刚被征服的东西不再感兴趣，也来不及想世上别的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已能过这个高度，那么，再接着闯前方的海拔5008米的东达山，以及青藏路上5231米的唐古拉山、昆仑山的可能性，也就不会不存在了。
17时25分，连赶路带翻山共前进74里后，安抵川藏路27道班请求借宿。在风雪交加，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茫茫荒原上，这是我当夜唯一能找到的安身之处。
许正祥班长热情地接纳了我。进屋后第一句话便是：“小心，千万不能感冒！”他替我烤干了衣裤，并煮饭给我吃。
是夜，道班中的一位“半汉半藏”的青年员工邀我到他的屋里喝酥油茶。小屋外面的高原上，是无垠的漆黑与风雪肆虐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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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半农半牧半金”的地方

在这之前，只知道山海关以北的东三省为“关外”。殊不知，伟大祖国大西南的川藏路中途，也有一个“关外”——当地人将折多山山顶视为“关内外”的临界点。
自然，山顶以西便是“关外”无疑了。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以西”这个词，似乎总是同诸如大西北、大西南或寒荒、冷寂、辽远之类挂上了号的。
那么，当日我便算进入了川藏路中途的“关外”了。
9时20分，离折多山西侧的川藏路27道班继续前进。下到山下20华里处，便见到一处处典型的藏族村庄。这些村庄多坐落在山原上的平缓处，少量的依山傍水。
村庄边，静卧着大片青苗勃发的田地；山坡上，漫游着成群的牦牛、马群、羊群及少量的猪与鸡；畜群的周围，众星拱月似地裹着一些搭在河谷、又紧挨着河畔的氈（毡）包。这一切，说明了此地为半农半牧的地区，这里的人们享有既无粮、菜之虞，又有肉、奶受用的富足。
这是一个名为瓦泽的藏乡。
近前去细看那些氈（毡）包和房舍时要时刻留神，总有无比高大强悍的藏地牧羊犬就在附近随时恭候着你的前往，但这些“忠诚的卫士”一般情况下，总是被拴着的。有时，它们的“欢迎仪式”难免过火，那家的主人便会适时地出来“假装”呵斥几声，如果他们届时在屋里的话。手上先就预备一根棍子或土块也是有必要的，我就常常如此。但必须掌握适度，要严格遵循“狗不犯人，人不犯狗”的古训，否则，那家的主人就会不乐意，不要说酥油茶之类的东西肯定由此泡汤，就连你想走近前去也会尴尬得很。
此地的民居纯藏族风格，建材用的是遍布当地旷野和河谷的石块和鹅卵石，看不到有水泥的痕迹。屋架、门窗和楼面则是木结构，没有钢筋预制板之类。房舍多为两层，楼面有一角空出作晒台。整个外型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外墙涂以白石灰，屋檐多为红色，窗户开得适中，排列有序。房舍前总有一院落，围拢着属于这一家的“领地”。
此地的“氈（毡）包”一律是呈凝重感的黑色外表，形状就像内地的用以量米的倒置的斗，全用牦牛的毛编织而成。
这同我曾在内蒙时见过的那种蒙古包大相径庭。蒙古包多为给人以鲜明感觉的白色外套，呈圆柱尖顶形，用厚帆布做成。我想，两种区别的原因之一是内蒙古没有黑毛披挂的牦牛。
无论是固定的或不固定的房舍，都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当人类脱离茹毛饮血、穴居群处的生活之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在营造各自的风格迥异的房舍时，都是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思路去做的。他们无法不这样做。每一间房舍就是一件杰作，就是该地区人民的审美观及自然条件的“综合说明书”。
天气风和日丽，公路上便会不断有身着鲜艳民族服饰的藏民来往。山野的小河边也总能见着在洗衣、放牧或戏耍的藏民。
我总觉得藏民族是个十分好美的民族，他们尤爱大红、大绿和深黄色。这种审美观，或许同当地的色彩比较单调的自然环境有关——除了少量绿原和田里的青苗以外，四周多为重山；荒原呈灰褐色，同远天形成苍茫一色。
在这样的一个单调的氛围里，不管哪里出现一点大红、大绿、大黄……那里便会多少给人增添些许温暖、丰富和鼓舞的感觉。我自己走在那茫茫高原上时，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种作用——我常常被荒原上仅有的一株黄花，或青稞地里的一件红袍撩得心旌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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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阳光照耀下的一家人

那藏族男子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恰巧就男躺女坐在我路边的村庄边的绿草地上。我从他们身旁经过时，看到那女的十分温柔地轻抚着她男人的头发；而那男的双手枕头，眼睛爱怜地看着他女人的脸。不想当“电灯泡”的我，便及时放轻了脚步，准备绕开些过去。
然而，灿烂阳光下的那幅实打实的风情画实在是太耐看了！犹豫了片刻，终于还是停住了脚步。
走到他俩身旁，笑盈盈地说了句：“阿夏，曲阿你朵！”（藏语：朋友，你好！）
那女的抬起头后便涨红了脸，下意识地推了推她男人。那男的坐起身来，诧异地看着我。
我蹲下身去，将两个大拇指靠在一起道：“你们两个的，亚哞、亚哞！”（“亚哞”藏语：好）
那男的马上笑了起来：“噢，你的也亚哞、亚哞。请坐、请坐。”他一开口，便露出一脸的憨厚相。“你的、酥油茶的喝？”
“喝、喝。我的很喜欢喝！”
那女的见状，就站起身，将放在一边的茶壶拿来，用长袍的下摆将一只木碗擦了擦，随后便将一碗浓浓的酥油茶放在了我面前。
我掏出烟给他们每人都递上一根。那女的没抽，将烟塞在她男人的怀里。
“你们今天休息？不放牛羊，也不种地了？”我边喝边问。
“对，我们的今天休息。牛羊的自己的在山上吃草。地的已经种下了。我的在山里挖金子的休息了。”那男的抽着烟答。
“你们这里的还有金子？”
“对，我们这里金子的很多。在那边的山沟里。”那男的转过身指着他们村庄后的那片山峦。
“你们的怎么个挖法？挖到了没有？”
“我的和村里很多人的一起到金矿上挖。天天的挖到了。”说话时，他露出一颗金牙。那女的也是环佩叮当。
真没想到，这里不仅“半农半牧”，而且还是个“半金”的地方。难怪这小夫妻俩在这好天气里，有些闲暇“知足常乐”了。
“你们的孩子的有没有？”
“两个。都是男的。在那边的骑马玩。”
“把他们叫来。我给你们全家拍照的好不好？”我同时作了个拍照的手势。
“啊，好的好的！我们拍照的，要走很远的路。钱的，我们给。”
“钱的，不要！”
“啊，那不行。钱的，一定给。”
“你的酥油茶的喝，钱的要不要？”
“不要，不要。酥油茶的，怎么能收钱！”
“那好。我的拍照的，也不能收钱！”
以其矛，攻其盾。那男的答不上来了。而那女的则始终未开口说一个字，总坐在一旁浅浅地笑着，一副端淑纯朴的模样。
他们之间嘀咕了几句藏语。那女的便站起身，示意她男的代替她再替我斟满茶后，向草滩上飞奔而去。我惊叹那轻盈的身姿哪里像两个孩子的母亲！
不一会，两个鬈发、大眼的健壮男孩随他们的母亲一起奔跑着来了。
我支起三脚架一共拍了两张：第一张是“全家福”中多了一位“成员”；第二张是夫妻照中多了一位“第三者”。
那男的给我留下姓名、地址。
7月22日，我历经艰辛安抵“圣城”——拉萨后的第四天，便将照片给他们——安居在康定县瓦泽乡水桥大队的孔萨扎西一家寄去了。
非常怀念：我曾造访过的那片人世间少有的、单纯和富足如此兼容的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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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翻越高尔寺山所见

昨日，由27道班出发，暮至新都桥镇。到养路分段借宿后，方知甘孜州总段的唐主任果然已打了招呼。他是个讲信义的人，同时也不希望我重罹其弟之祸。
今日8时30分，新都桥分段的文书将一张请该分段各道班容我留宿的便笺交给了我，我便开始向高尔寺山前进。
新都桥也是个汉藏杂居的小镇。离开时，我生平第一次认识了藏地的特产——青稞。此时此地的青稞就像散种的麦子一样，仅长到三四寸左右，外行人暂时还辨不清两者间的区别。
其实，我在昨天就已见到整片的青稞子，但当时我以为那是麦子。
走过该镇及附近的农舍时，只见四周的墙上，均密密麻麻地贴满了一个个像锅盖那样大小的棕黄色圆饼状的东西，细看后便大笑出声。原来此物的原料其实是牛粪。
我又感慨良久，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儿时读过的一则笑话故事：
草原上的某懒汉总是白日作不劳而获梦。某日，人们均在忙着捡拾牛粪，他却躺在一边晒太阳。偶见公主发辫上的宝石甩落于一块牛粪饼中，便谎称有法术而轻而易举地前去邀功请赏。不久，事败，遂被逐回原地。然其性难改，仍白日做梦，不久冻饿而死。
那颗蛊惑人心的宝石不会再出现了，其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但那个故事中的牛粪却保存在了生活中，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草原，并依旧让它贴在墙上，陪伴着放牧牛羊的民族世代炊烟不断。
我终于明白了，所有的“笑话”总有它几许务实的含义。在这片四野荒凉，别无大宗燃料的高原上，将牛粪如同可以激动人心的标语一视同仁地弄在墙上，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务实的做法吗？
相比之下，城市里能用煤气或电饭煲烹煮各类美味佳肴的人们真是有福呵！为此，一直耿耿于怀于自己又有三年未尽孝母之道的内疚感竟释然了不少——我妈还有煤气做饭。
川藏路由成都至东俄洛皆为单线，到东俄洛即分为南、北两线：南线奔雅江、理塘、芒康、左贡至邦达；北线走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昌都至邦达，两线汇合于邦达后直抵拉萨。
我于11时35分抵达东俄洛处的分岔口拐往“南路”，原先的柏油路面消失，改成了砂土路面。这意味着：步行更加艰难，且每日要“吃”灰尘若干。
不出所料，刚走上“南路”不久，即遇上来往的军车和货车运输队，那车轮下不断掀起的铺天盖地的灰尘，常使我被围在“五里雾”中。
15时45分，于小雨中翻抵海拔4312米的高尔寺山。同在折多山一样，身体又无任何不适，而高度又上升316米。为此，我更添继续前进的信心！
高尔寺山顶无任何标志，空气稀薄，有少量积雪。
在山顶停留5分钟后，找到了那条当地人曾嘱咐过我的小路下山。
高尔寺山顶为康定、雅江两县的天然屏障，至此，始入雅江县境内。
抛开了无数令人厌烦的盘旋山路，我始终沿着那条直切山下的幽径，一路小跑着下山。不久，我又找见了一条更近的“路”——那是一条干涸了的、布满枯藤老树的小山沟。当我攀援着一串串紧密相连的枯藤直直地下到沟底时，便像个天兵天将似地突然飘然在“川藏”路第29道班前。
这个道班坐落在高尔寺山半山腰的一个山谷中。
面色黎黑的陈洪高班长热情接待了我。他已在这条路上坚持了二十余年，他的家乡却远在乐山大佛的脚下。
吃了陈班长赞助我的晚饭——一碗不敢恭维的面条（海拔高，煮不烂）后，便前往下山时就观察到的、搭在道班附近的几顶毡包去看个究竟。去前，陈班长告诉我，毡包里是前往拉萨“拜佛”就地宿营的藏民……这使我愈发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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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 央 宗

暮霭已深，星、月尚未升起，山谷里寂黑了下来。然而，随着微风飘散过来的牛粪同酥油混杂在一起的气息，毡包缝隙里透出的幽幽亮光，却顽强地证实着这个地老天荒的山谷里还有生命存在。
没有听见狗吠声，我便放胆向那边走去。
在临近毡包前的山涧边，我看见一个黑影在晃动，打开手电看去，是一位藏族女子正用木瓢将山涧里的水一瓢一瓢地舀进一只桶里。看到她在黑暗中摸索着做着这一切，我的手电光便停留在了她舀水的地方。很快，她朝着我这个方向瞥了一眼，又埋下头继续舀水。此后，我的手电光又一直伴随着她，到她要进的那个毡包。
快要进门时，她回头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后，走了进去。在此期间，她没说一句话，我也什么都没说。
一共有三顶毡包，边上停着两辆人力板车，还有几件晾晒在绳索上的衣袍。
我没有进去，在距他们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方才那顶毡包的门刚好是开着的，因着夜色，里面的人很难看见我，而我却能看清里面。
借着毡包里的烛光，我看到里面席地对坐着两个人。一位藏族老汉在饮茶，他的手上在不停地数动着佛珠；对座是一位藏族老妈，她的手上在不停地转着一个小经筒，口中似乎念念有词。经过了一天的辛苦跋涉，临睡前，他们仍不忘做着这贯彻一生的功课。
又见到了那位女子，她在忙这、忙那，还不时给那两位老人加倒酥油茶。同所有的藏族女子一样，她的身材很健美，乌黑的头发瀑布似地垂到腰际，但我始终看不清她的脸。
过了一会儿，那女子出了毡包，在距门口几步的地方停住，边用手拢着头发，边张望着刚才打水的那个方向。半晌，她又走回毡包。
我始终在黑暗中屏息不动，抽烟时将烟头朝手掌心。面对着我窥视到的这一切，我没有一点犯罪感，我仿佛是进了人类的远古，我好感动！
我想起陈班长告诉我的话：“在这条路上，每年有好多藏族人扶老携幼，穷其多年乃至一生的积蓄，不辞千里，一步一步地由他们的家乡，前往拉萨‘拜佛’。其中，不乏三步一仆地，一直到拉萨的人，人们管这叫‘磕长头’。由于山高路险，气候恶劣，往往有一些年老体弱者从此再也回不了家乡……”
一条纤细的投影在刚升起的星、月下慢慢延伸到了我的面前。抬头惊看，方才的那位女子已悄然地走到了我的身旁。我慌忙站起身来，心中便在感叹：高原上练就的一双好眼睛着实使她如此灵便！
“婆摸，曲阿伲朵！”（藏语：姑娘，你好！）我彬彬有礼地说了一句。
“曲阿伲朵！”她回了一句，声音很轻。
我又换成汉语，明知故问地：“你们的，哪里去？”
“嗯，嗯，”她机械地答着，又摇摇头。
知道她不懂汉语了，我便拿出笔记本，打开手电，查找不久前刚“批发”来的一些日常藏语。
而一直站在一旁的她就上前一步，拿过我的手电，帮我照在笔记本上，以解我手忙脚乱之窘。
“曲嘎拉卓？”（藏语：你上哪儿去？）终于找到了那句要问的话。
“拉萨。”她回答得既快又干脆。
“我的，也拉萨的去。”我指着自己的胸。
“嗯、嗯，亚哞、亚哞。”（藏语：好，好）她笑着点头。
“嘎里乌。”（藏语：请坐。）我边指着笔记本，边示范着坐下。
她坐了下来，紧挨着我身边，还打着手电。
往下，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能继续交谈的话了。“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我突然又冒出这句背得滚瓜烂熟的话来。
“扎西德勒”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也笑了。这时，我趁机看清了她那张很清朗美丽的脸。黑暗中，她的牙齿显得很白。她至多20岁上下。微风中，我感觉到了她身上散发着的芬芳如青草和奶香的味道。
“恰通？”（藏语：喝茶？）她突然问了我这一句，并做了个喝茶的姿势。
“不、不！”我一面说，一面摆摆手。
此刻，我才不喝那酥油茶呢。
手电一直拿在她的手上。手电光终于开始从我的脚下，慢慢移至我的胸前，最后，竟毫不客气地直射在我的脸上，直到我被迫眯起眼睛时，她才又笑出声来。
我如法炮制，夺过手电，但手电光到她的颈项处便停住了。我守住了“手电光不能直接照别人脸，那是对人不礼貌的”训条。
在我照她时，她并不躲让，还特地端正了一下身姿。她的眼睛深深的。
她穿着绿粗布面、细羊毛里子的袍子，腰间扎一根红绸带，脚穿黑面布鞋，颈挂项链，佩一把牛角小弯刀。
我不知道藏语的“名字”、“哪里人”怎么个说法，就指着自己一字一顿地：“余纯顺，上海。”又站起身做了个背背囊走路的姿势。
“女蠢生，香孩；女蠢生，香孩。”她一字一顿地认真学着。
我不去纠正她。随后用手指指她：“你的？”
“小央宗。”她用手指着自己的心窝。
在我点头表示明白时，她拿过我的笔记本并示意我帮她打手电。有汉字的，她一律略过，只很认真地看插页上的那些风景照，嘴里不住地发出：“呀、呀……”的赞叹声。
“小央宗——”终于，毡包里传出了那位藏族老妈的叫声。
那天夜里，我在辗转反侧中睡去。
第二天上午，又是一碗“夹生面”后便准备出发。行前，才知那“三顶毡包”早已上路，于是，便脑壳里一片空白地朝着陈班长指给我的又一条贴着沟底的小路懵懵懂懂地朝山下走去。
高尔寺山西侧，是块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地带。沟底涧水清盈，坡岸遍布鲜花杂树，有许多红肚、黑背、白嘴的小鸟在欢叫雀跃，我的呼吸也顺畅了不少。不久，沟底上坡处出现了大片密密匝匝、且又排列有序的、直径须一人或二三人才能合围的枯树桩——这显然是火灾后留下的遗迹。这样的遗迹大约延续了十余里地，一直在无声地向人们“倾诉”着那片原始林区昔日的辉煌……
我一直沿着沟底前进，既免却绕那些无休无止的盘旋山路，又可以避免车祸和“吃”灰。看到那些汽车“高高在上”地在我头顶上艰难地爬行着，我产生了一种很滑稽的、乃至“幸灾乐祸”的感觉。
中午时分，我正斜躺在沟畔的草地上啃方便面，一阵阵“吱嘎、吱嘎”的声音由远而近。我转过脸去：“天哪！那不是小央宗他们吗？！”
他们一行十人，拖着两辆板车，正从我头顶前方的山路上走来。他们的身后扬起着团团灰雾。
我马上站了起来，挥着手迎着他们渐渐走近……
板车没有停下，但裹在中间，帮着推车的小央宗已发现了我。她迅速离开板车，站定到山路边距我约50米的悬崖上也向我挥着手。
“小央宗，扎西德勒！小央宗，扎西德勒！”站在悬崖底下的我眼里噙满了泪水……
“拉萨、拉萨！”这是她从崖上传下来的最后的呼唤。
小央宗终于走了，跟随着她的家人又继续奔赴那千里之遥的、他们心中膜拜着的地方去了。仅以走路来说，我多么明白那风雨迢遥中的诸多艰辛呵！
小央宗既不摆弄佛珠，也没有见她手摇转经筒，她的胸前甚至也没挂佛盒。那么，她步行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是为了什么呢？是追随她的父母，还是佛祖？
小央宗用手电照人时不按“规矩”，这反而是她的淳朴可爱处。活脱脱一个山原上出来的天然样，没有人会介意。
她偏偏有一个“缺点”，就是不会汉语。她也许永远也听不到我想奉献给她的“你真是一位善良美丽的藏族姑娘”的这句话了。我知道，其实她是愿意听的。
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冥冥中的造物主呵！请你让纯情和平安永远与小央宗同在。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