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冬Leung

　　有人嘤嘤的哭了起来——是那个红衫女子。红衫女子哭得非常突然，像一场没有风云雷电预示引领的暴雨。众人看惯了她的泼辣，没想到她一哭，就把自己哭成了一个单薄女子的样子。大家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听任她窸窸窣窣地把一小包手纸糟践完。
　　“有一个男孩，七岁的时候死了娘，十四岁的时候死了爹。”红衫女子抽抽噎噎地说。
　　“不是不讲别人的故……”小郭刚说了半句，就被他女朋友踩了一脚，便把后半截话缩了回去。
　　“男孩是老大，底下有三个弟妹。他爹一死，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爹是机电厂的工人，工伤事故死的，厂里就发给他家每月十五块钱的抚恤金。十五块钱养四口人，男孩得把每一分钱掰成好几瓣花。他停了学，每天去煤场拉煤渣卖，到菜市场捡臭鱼烂菜叶回来煮给弟妹吃。他只有一条裤子，脏得非洗不可的时候，他就坐在被子里等到风把裤子吹干才下地。”
　　“他隔壁住着一家人，是他爹那个厂子里的同事，见他家可怜，就常常接济他。那家有个女儿，读书是个笨脑子，手却是巧，能绣花。孩子的肚兜帽子，女人的手绢鞋面，她都能绣。绣了就卖给左邻右舍，卖回几个小钱，也不往家里拿，都偷偷塞给他。她学校里读的书，也带给他看。她比他大两岁，她的作业，他都能帮她改错。她心里暗暗替他可惜：她是个猪脑子，倒有书读。他脑子油光水灵，却读不起书。”
　　“初中毕业，她就顶替她妈进了工厂做收发员。拿了工资，她给家里一半，另外一半，她跟家里说是自己留着零花，其实，都给了他。下班回家，她还绣花，吃了晚饭就绣，一直绣到深夜，绣得眼睛酸麻直流眼泪水。绣品卖掉的钱，她还是给了他。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只是喜欢他，喜欢他的机灵，喜欢他的忠厚，她见不得他被穷日子逼到角落的样子。”
　　“就这样过了几年，世道变了，日子开始过得热闹起来。他成年了，顶了他爹的职，在厂里挣三十二元的工资，可是他不甘心。有一天，他约她出去到城外的小树林见面。他从来没有约她出去过，她心里七上八下慌得不知如何是好。那天她洗了身子，换了衣服，光光鲜鲜地去了。他见了她，什么也没说，就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把她吓了一大跳。”
　　“‘姐，我求你一件事，你答应了我才起来。’他这些年一直管她叫姐。她扯他起来，怎么也扯不动，倒把自己也扯得摔了一跤。她就只好答应了他。”
　　“‘姐，听说南方挣钱容易，人去了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我想去闯一闯，总不能一辈子过这种鸡巴日子。’他说了一句粗话，她没觉得粗，只觉得他像个男人了。‘家里就交给你了。现在，你是他们的姐，等我回来，你就是他们的嫂。’”
　　“她被他一句话说得哭了。她明白过来，其实她这些年一直就在等这样一句话，只是她没想到，这句话是以这样的方式说出来的。她眼泪汪汪地看着他，说我怎么信你呢?都说那边开放，你到时候还不知道会带个什么人回来呢。”
　　“他嚯地站了起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还没容她看清楚，他已经在手背上拉了一下——原来是一把刀。血像蚯蚓一样在他的手背凸爬出来，然后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她吓坏了，连忙从兜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手绢，替他包伤。哪里包得住啊?血很快就把手绢渗透了。她只好脱下身上的外套，用袖子在伤口上打了厚厚一个结子，才算止住了。”
　　“‘姐，这就是记号。我要是对不起你，你就指着这个记号骂我。’”
　　“那天他就在那片小树林里干了她。他没做过这种事，她也没有。他对女人的所有了解，都是拉煤渣听矿工闲聊时捡来的二手货。而她，连二手货也没捡过。他弄得她很疼，可是那疼里边却有快活。她舍不下那样的快活。她知道她是他的人了。卖血讨饭，她也要把他的弟妹都养大。”
　　“后来他就真的去了南方。偶尔写信回来，只问弟妹的情况，很少说自己的事。隔几个月寄一回钱，也是小数目。她不知道他在那边混得怎么样。一直到第三年过年的时候，他突然回来了。他是开着一辆小轿车回来的。他没回自己的家，先进了她的家。他进门就给她跪下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给她下跪。‘姐，我有钱娶你了。’他说。”
　　“过完年他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一个月后他就带着她去了南方。到了南方她才知道，他已经把家业做得那么大。当然，那只是她的眼界。在他看来，一切还在起步。‘刚刚开始啊，’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即使是当他的家业大得她已经数不过来位数的时候。”
　　“很快，她就生了一个女儿。他对她对女儿都很好。他不仅对她们好，他把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伺候得很是妥帖。老丈人，老丈母娘，小姨子，大舅子，所有的人谈起他来，脸上都有光。他给她买一切贵重的物品，她缺的东西，她还没开口，他就已经添上了。她省惯了，刚开始时，她很不习惯他这样糟践钱。后来，她就知道了好货和次货的区别，她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钱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他在家的时候也越来越少。‘应酬。’他说。她知道成功的男人免不了各样的应酬，可是她还是宁愿他多呆在家里陪陪她和女儿。‘刚刚开始，一切还刚刚开始呢，有多少事要做啊。’他总是这样说。有一回，她帮他洗衣服，偶然看见他手机里奇奇怪怪的短信息。再后来，这样的短信息开始发到了她的手机上——是叫她让位的。她质问他，他就笑，说我这个身家的男人要是没几个女人叮着，就太不正常了。放心吧，我总是对得起你的。她就信了他——这么些年，他说什么她都信。她只是学会了疯狂地玩麻将，疯狂地购物，疯狂地做健身做美容，疯狂地做一切贵妇人们都做的事，来充填他不在家的那些空虚。”
　　“他们都渐渐地老了。她看不见自己的变化，却看见他的肚子渐渐鼓起来，头发也渐渐稀少。有时他睡在她边上，会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发怔。‘怎么就过去了呢?’他说。她知道他说的是年轻的日子。‘这份家业，就是没个儿子。’他叹气。她生女儿的时候，是难产，动过手术，再也不能生育了。‘这个年代，女儿也一样的。’她安慰他。‘怎么能，一样呢?’他说。”
　　“后来有一天，他很早就回了家。她很惊讶，因为他很少这么早下班。他说他要送她一样东西，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她说家里什么都不缺，哪样东西也不再是惊喜了。他呵呵地笑，说这件一定是。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两个蓝色的信封，说这是两张旅游票，我和你，去欧洲的，给你做寿。她这才想起，很快就是她的生日了。她都忘了，他却记得。她其实出过很多趟国，都是他替她订的票。他让她去香港，去新马泰，去夏威夷，去巴黎伦敦迪拜，去一切美景和购物天堂。但是没有一次，是他和她一起去的。那天她很感动。她觉得无论世道怎么变换，无论他的钱滚成怎么大的一个雪球，他还是那个多年前管她叫姐，为了让她信他不惜在自己身上动刀的小男孩。那晚他们睡在一起，做了那件事——他们已经很久不做那件事了。”
      “临出发的前两天，他突然中午回家——他从不在中午回家。他喝了很多酒，脚步有些颤悠。他虽然常在外边应酬，但他从不在白天工作时间喝酒——他是一位敬业的好老板，他得给员工做榜样。他不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甚至懒得拿烟灰缸，直接把娴蒂扔在了他向来很在意的楠木地板上。她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哭了。他说他不能和她一起去欧洲了，她不肯。她怀了孕，医生说是个男胎。他要是和她去了欧洲，她就要去做掉它。她说到做到。”
　　“她傻了，一时没听明白这么多个他她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她才渐渐明白过来。咚的一声，太阳从天上掉了下来，把地砸了天大的一个坑。她孤零零地掉在了坑底。她伸出手来，没有人接她，一个人也没有。包括他。”
　　“她看见他噗通一声跪了下来——这是他一辈子里第三次给她下跪。‘姐’，他叫了她一声。他多少年没这样叫过她了。‘咱们离了吧。你永远是我姐，我会像养我亲姐一样的养你……”
　　红衫女子的话再次被哭泣打断。红衫女子那天就像一头撒了盐的水母，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渗流着泪水。世上再厚再多的手绢，也擦不干这样的眼泪。
　　“不过，那还不是那个女人最倒霉的夜晚。今天才是。因为今天，是她四十岁的生日。”红衫女子说。

冬Leung

　　听完这个故事，一屋的人都无话。塞塞率率，有人在找手纸，鼻息声开始滞重。没有人能给这样的黑暗找到出口。没人敢试。
　　“我也来讲一个故事吧。”半晌，才有人开口——是徐老师。“这个故事，你听了，说不定心里就好受一些了。”
　　嗬嗬，嗬，嗬。
　　徐老师狠狠地清了几下喉咙，仿佛那里噎着一根陈年的鱼骨。
　　“五十多年前，有一对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女，从苏联留学归来。”她终于清出了鱼骨，可是嗓音里依旧有着鱼骨留下的刮痕。
　　“他们都是学建筑的，只不过分科不同而已。她学的是结构工程，正好符合她严谨认真的个性。他学的是建筑学，和他身上热情浪漫的艺术家气质相吻。他高大英俊，她瘦小柔弱。他俩无论在长相性格上都是一条线上彼此隔得最远的那两个极点，可是他们偏偏相爱了，而且爱得热烈深沉。”
　　他们在苏联留学四年，不仅学了专业知识，也学会了莫斯科的生活方式。比如她爱烫头发穿布拉吉，他爱喝咖啡和威士忌。他们都酷爱俄罗斯文学，当然也包括苏联现当代文学。从莫斯科回国的火车上，他忍不住高声朗读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
　　新年好，
　　我的祖国，
　　人类的春天。
　　从浅蓝色的日子里，
　　高高站起!!
　　“一整节车厢的旅客，都站起来听他朗诵，大家热烈鼓掌——是把手掌都拍红了的那种鼓法。他不是显摆，他只是忍不住，他和她心里都藏着一团火啊。那天不是新年，可是对他们来说，每一天似乎都是新年。每一天，都孕育着一个暖暖的，亮亮的，让人只想快点起床去奔去跑的新希望。那就是他们，还有那趟列车上所有的人，对他们祖国的感觉啊。”
　　“回国后，她被分配到一所大学教书，他被分配到一家设计院当建筑师。他们很快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刚回国那一阵子，他们的生活中还保留了很多留苏的痕迹。比如他们的日常对话里，时常夹杂着俄语的词句；他们办公桌上，摆的不是茶叶罐子而是咖啡杯；周末他们时常去参加苏联专家的舞会和社交酒会；节假日他们会带着孩子去莫斯科餐厅吃一顿昂贵却还算地道的俄国大餐。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局势在发生变化。报刊上开始出现反苏的文章，而且言辞越来越严厉。苏联专家在分批撤退。再后来，她执教的大学里不再使用苏联教材；他工作的设计院，也废弃了苏联专家设计了一半的图纸。他们对这种突变感觉疑惑。她沉默了。她忍得住，而他不行——不让他说话很难。”
　　“他常在公开场合里质问报刊文章的合理性。‘同一份报纸，同一位评论员，怎么几个月的时间里说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科学技术没有国界阶级区分，谁掌握了就能为谁服务。’‘就算是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他并不拥有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他甚至不拥有布拉吉和威士忌。何必说起苏联就谈虎色变?’”
　　“他当然不知道，他的这些话早被一双双眼睛，一副副耳朵牢牢地记录下来，成为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自己的致命杀伤武器——他一直天真得像个孩子。
　　“那场运动是几年之后到来的。他毫无预感。她比他政治上稍微敏感一些，她给他下了严厉的钳口令，不许他乱说话——但却已经晚了。有一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夹着公文包出门上班，晚上却没有回家。那天早上他走得非常匆忙——那阵子单位里天天开会。他连早饭也没有吃完，桌子上的碟子里放着一片他咬了一半的面包，面包沿上还留着一个隐隐的齿印。这就是他留给她的最后记忆。就是这片面包，改变了她后来的饮食习惯。她后来不爱吃米饭，只爱吃面包——她每次吃面包时，仿佛就会感觉到他的牙齿和她的牙齿在躲避着杂乱的人眼私密地约会——这是这些年来她和他隔着生死天河的唯一相遇方式。”
　　“她把女儿安置下来，就出门去找他，半路上她被一群人拦截了下来。就这样他和她被各自的单位关押了起来——彼此不知下落。她单位的人没有打她，甚至也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批斗她。他们只是不让她睡觉。她被关在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三盏一百瓦的电灯，正正地照在她的脸上。审讯她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她被一次又一次地从半昏睡的状态里叫醒。他们的问题都是关于他的——他们对她并无多大兴趣。第一天她没说一句话。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她说他其实就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趣，是小毛病。她的嘴开了这样一个小口，她的嘴就挣脱了她脑子的羁绊。轰的一声，她的脑子散了架，和她的嘴分了家。她的脑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她的嘴自行其事，渐行渐远。后来，她隐隐记得有人拿了一张纸，让她签字。她想看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可是她的脑子和她的眼睛也分了家，她看不清了。她恍恍惚惚地签了字，就咚的一声陷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她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一个月后，她被放回了家，却没看见女儿。她发疯似地满城乱找，后来有个邻居悄悄告诉她：他和她被关押之后，他们的女儿就成了流浪儿，挨门挨户讨饭吃，还在垃圾箱里捡剩菜。幸亏有一个好心人通知了他在安徽乡下的老母亲，才把女孩领走了。女儿后来一直在奶奶身边长大，直到考上大学，才回到她身边——却已经和她非常陌生了。”
　　“五个月后，他被判了刑，送到青海的一处劳改农场服刑。定罪的证据，就是她签字的那张纸。她给他服刑的农场写了很多封信，他只回过一封。这一封是写给女儿的，只字未提她的名字。”
　　“后来她就完全失去了他的音讯。直到三年之后，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她的门。他从青海来，是她丈夫的农场里一名刑满释放的刑事犯——他们在同一个牢房里住过一年多。他交给她一本毛主席语录，书上的塑料封皮已经泛黄开裂。她一看就知道是丈夫的旧物。封皮的夹套里，掖着一张纸，是解手用的那种黄草纸，上边草草地写了两行字。纸好像泡过了水，字迹肥胖模糊，她看了半天才勉强认出了他的笔迹：‘今天天真冷，洗衣服，水结了冰茬。想起……冬天给我洗衣服。’她知道那个删节号里边藏着的是她的名字，她把那本语录贴在脸上泣不成声。当然，那时她还不知道她更应该哭的是下面的一件事。可是到那时她却已经把眼泪流完了。”
　　“那人告诉她他死了，一年以前就死了，是肝病，肝硬化。和农场里其他的死者一样，他被埋葬在了附近的一片荒林里，没有棺材，只裹了一张他自己睡过的破席子。埋他的是他同一牢房里的两个犯人，其中就有那个来看她的人。那人长了个心眼，在他入土的头顶上方放了两块石头，又在石头中间插了一根棍子作为记号——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对他好，教他认字，还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吃。他记得他的好。”
　　“她听了默不作声，只是呆呆地坐着，脸颊上的眼泪已经干涸，两只眼睛如两个黑洞，深不见底，毫无动静。后来他听见了一些咝咝的杂音，像是春天草木奋力钻出泥土的声音——原来是她的白发在一丝一缕地生长。就在他眼前，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妇人。”
　　“‘人已经走了，大姐你想开点。’他开始劝她。她还是默不作声。过了半晌，她突然抓住了他的袖子，紧紧的，蟹钳似的。‘你带我，去找他，现在。’她求他。他说你疯了，这个时节，土冻得像铁，挖不动。要挖也得等到开春。”
　　“第二年初夏，他如约来了。她向单位请了一周病假，跟他去了青海。那阵子她的学校正处在两派权力交替的真空状态，没人管她。”
　　“他们到了青海，跟当地的老乡借了铁锹马灯。怕引起人注意，他们一直到天黑了才敢去那片荒林。他们用自己带来的烧酒，浇湿了毛巾，又把毛巾垫在口罩里，开始挖掘。她是个城市里长大的女人，虽然参加过单位里组织的短暂支农劳动，她其实并不擅长农活。可是那天她却像一只母豹，力大无比，铁锹在她的手掌中发出撕心裂肺的讨饶声。他们很快就挖到了骨殖，只是没想到是两具——大概是两个埋得相近的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表土开始移动所致。她只看了一眼，就认出了哪一个头颅是他的——她找到了一粒缺损了的门牙。那是有一回他去施工现场考察时，不小心撞在钢筋架上磕坏的。”
　　“虽然他走了快两年了，可是他的头颅里，还渗着一股黄水，散发着一股恶臭。她什么也不顾，她只是把它抱在了怀里。她一身的力气在这个时候已经像水一样地流干了，她嗓子开始发痒——是烧酒的味道熏的，可是她连咳嗽的力气也没有。她瘫坐在了一团树桩上。马灯的油渐渐浅了，灯芯瘦成了一颗豆子。林子很黑，生出各样的声响：风从一片叶子爬过另一片叶子的窸窣声，老鸦的羽翼刮过树枝的哗啦声，野物惊窜过灌木丛的噗通声。还有一种声响，近似于孩子让被子蒙住了脸的压抑低哭，时而近时而远，嘤嘤地不绝于耳。”
　　“‘冤死的魂，不安生啊。’他告诉她。她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他的害怕。可是她一点也不怕。世界上让她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她现在不过是在收拾那件事情的残局。青海的夏夜还是凉，夜露湿了她的衣衫。她把他的头颅紧紧地搂在怀里，她知道他冷——他已经冷了很久了。”
　　“‘那个夜，实在太黑太长了。’带她去找他的那个人后来告诉她。她没觉得。她觉得天一会儿就亮了，还没来得及让她把他煨暖。她想一直搂着他，坐过无数个黑夜，一直坐到天塌地陷，地老天荒。”

冬Leung

　　“天爷!”小郭的女友捂住了耳朵，“这个故事，太可怕了。”
　　小郭扯下她的手，揣在自己的手心。
　　“假如有一天，我也犯了事，你会，替我收尸吗?”小郭问他的女友。
　　小郭问这话的时候，一点也没笑意，脸色凝重得如同随时可能下雨的天。众人突然想起，小郭不是孩子了。那个女人抱着她丈夫的头颅坐在青海的荒林里等待天明的时候，其实比现在的小郭大不了几岁。
　　女孩怔住了。即使在她一辈子最荒诞无稽的夜梦里，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别回答。”徐老师对女孩说，“答了也没用。你生在了好时候，这种考验，不会在你的一生里发生。所以，我们才管这种故事叫历史。”
　　“可是他们这一代，也有他们的考验，躲是躲不过去的。”一位中年人说。
　　“后来，那个女人，怎么样了?”沁园问徐老师。
        “后来那个女人带着装有她丈夫骨殖的包裹，来到了她丈夫的老家。她和她的婆婆，一起把他埋葬在了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
　　“再后来，那个女人回到了她的大学，专心教书育人。不过，从那以后，她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会带上那本他留给她的毛主席语录。那本书叫她心安。她知道他已经原谅了她——就凭那张夹在书套里的黄草纸……”
　　“啪”的一声，灯猝然亮了——是电线修好了。一屋的大光亮里，蜡烛成了两粒病恹恹的黄豆。徐老师紧紧搂着那个肩包，怕冷似的缩着背。
　　“后来，那个女儿呢?”沁园又问。
　　“你问了太多的问题，只是，你忘了，你还欠我们一个，你的故事。”徐老师说。
　　一桌的人，都转过脸来看沁园。沁园不语。沁园这会儿已经完全失去了叙述的兴趣。房间的灯太亮了，光亮让人扭捏不安。世界上有许多故事，只适宜在昏暗里诉说，在昏暗中聆听。心只有在昏暗中才敢恣意舒展开放，真相的最佳暴露方式原来并不是光亮。
　　“我来替你说吧。”袁导插了进来。
　　“从前，不，这个故事不发生在从前，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下。有一个作家，花了多年的心血，写了一本书。书的背景在南美洲，所以她耗费了自己所有的私房钱和私人假期，多次去那里采风蹲点。连一张复印纸，都是从她低微的工资里支出。她熬过了许多个长长的，像黑隧道一样走不到头的夜晚，才终于把这本书写完了。她只感觉放下了一副重担，她并没有指望这本书能得这么多奖，还被拍成了一部轰动世界的大片。于是这位作家意想不到地出了名——尽管人们都是通过电影认识她的，没有几个人真正读过这本书。她没有意想到，她刚刚出了一点小名，她的身后，就开始聚集了一堆黑云。这堆黑云用从前各样政治运动里最常用的匿名化名方式，四下攻击她，说她的这本书抄袭了一群她连听也没听说过的作家……”
　　“不要说了。”沁园制止了袁导，“这个作家如果敢说她经历的是最黑暗的日子，那么她一生里根本没有见识过真正的黑暗。”
　　徐老师伸出手来，轻轻握住了沁园的手。
　　“黑暗没有可比性。没有一种黑暗，可以替代另外一种黑暗。只是，什么样的黑暗都可以熬得过去——如果你想熬的话。”
　　“太多，太多的黑暗。”有人打起了哈欠。“散了吧，我敢保证今天夜里人人都会有噩梦。”
　　众人大笑，都起身朝电梯走去。小郭的女友，走在了红衫女子的身边。
　　“其实，我很喜欢吃麦饼。你还有吗，捷克的麦饼?我想尝尝。”小郭的女友对红衫女子说。
　　电梯满了，袁导和沁园被关在了外边。
　　“你，知道我?”沁园问。
　　“其实，那天在香榭丽舍，你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我看过你的电视采访。”袁导说，“穿了多少层马甲我也认得出你。”
　　回巴黎的途程很是沉闷。袁导费了很多心思调节气氛，可是空气实在太稠腻，袁导搅不动。旅途到了这一脚，已经积攒了太多的故事。故事太重，不知不觉的，就把人的精神气压蔫了。
　　“假如有一个人，真心诚意地买了一张机票，邀请你去加拿大，过一个冰天雪地的圣诞节，你会，接受邀请吗?”沁园问徐老师。
　　徐老师在闭目养神，然而沁园知道她在听。徐老师最常用的一种聆听方式，就是闭目养神。
　　“Maybe(也许)。”半晌，徐老师才睁开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沁园才醒悟过来，徐老师跟她说的是英文。这是这一路，徐老师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英文。这句英文用在这里一点也不显摆，反而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妥帖，给拒绝穿上了一件不伤情面的幽默外套。
　　沁园拿出了手机，打开电源。十六个未接电话，十三条短信息。有八条是老刘发来的。老刘的短信息是一模一样的话，只是发在不同的时间段。
　　“我们相爱。我们相守。等你回家。”
　　这是老刘一辈子跟她说过的最肉麻的一句话。老刘是绝对不会面对面地对她说出这句话的。如果他真说了，他和她都会窘得无地自容。
　　儿子也发了一条信息。儿子说：“今天我和爸爸把花园的落叶都扫干净了。现在爸爸做饭，我洗碗。你回来也是我洗。”
　　这是儿子很久以来跟她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她知道，他也不会当着她的面说出这句话的。
　　还有一条信息来自同事薛东北，“沁园你不过是被疯狗咬了一口，怎么连人也不认了?”
　　最后一条是老板发的。老板的信息最短，只有四个字：“救救报纸”。然而四个字之后，却跟了十一个惊叹号。
　　沁园忍不住笑了。
　　沁园用最快的速度，给老刘发了一封回信。回信只有两个字：
　　“同意。”
　　下车的时候，沁园看见红衫女子递给袁导一个厚厚的信封。她知道这不是例行的小费——例行的小费今天上车的时候就已经收过了。
　　“这是你和皮尔·卡丹大叔的，一人一半，别打起来，打电没人劝!”红衫女子囔道。
　　沁园留在了最后。她在等袁导。
　　终于，她看见袁导给每一个旅客和每一件行李，都找着了去处。
　　她朝他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烟。他俩靠在街边一棵巨大的梧桐树身上，抽着他们萍水相逢的旅途上的最后一根烟。迷茫的烟雾中，香榭丽舍大街的车水马龙，开始扭曲变形，变成一条灰色的链子，长长的，远远的，向不可知的地方延伸。
　　“想知道我下部小说的题目吗?”她问。
　　“做梦都想。”他说。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两人哈哈大笑，就在巴黎的暮色里。梧桐叶子窸窣，夜风起来了，他们即将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初稿2011.2.17-3.21
　　二稿2011.3.24-3.30于温州南站蜗居

佩琪年年十八岁

描写太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