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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忆不起母亲的模样了。母亲的身影掉进了岁月的黑洞，渐渐远去，最后消失殆尽。 抹不掉的是感觉，就在我的手心内，从温热冰凉到融化凝固。在我常做的梦里，母亲只是一团模糊的黑影，我却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气息，知道梦里的母亲是喜是怒是爱是嗔。 母亲去世时，我刚满九岁。 那是个很冷的冬天，高原小城的十二月，从早到晚都承受雪风的肆虐。母亲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那天早上，母亲的双眼瞪得很圆，嘴大张呼吸急促，我一到她身边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懂事的姐姐赶快去找医生，父亲大约已经知道什么事将要降临，远远地躲开这悲伤的一刻。母亲抓住我的手，嘴唇成了黑色，想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我感觉到，母亲开始还温热的手渐渐冰凉，像冰块雪团。我浑身冷得发颤。我还感觉到正有什么东西从母亲身上褪去，很像太阳下山的那一刻，金灿灿的阳光逐渐从大地上消失。姐姐和医生来了，医生看了一下母亲大睁的双眼，说：你们快准备丧事吧。 屋外，响起了父亲的那种男人的粗嗓门憋出的哭声。接着，姐姐扑在母亲身上，毫不顾忌地嚎啕起来。我却从母亲冰凉的手中挣脱，恐惧地大叫一声，朝屋外逃去。我摔了一跤，从医院高高的石梯上滚了下去，磕破了额头。 母亲死后，父亲更加沉默。每天下班回家，就阴沉着一张脸，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屋内便让寒冷的阴云塞满了。父亲过去很活跃，回到家便说一些很开心的事逗我们笑，有时兴头来了，还拉上我陪他下两盘象棋。父亲还很爱拉胡琴，他的胡琴声一响，母亲便叫我们看他的脸。父亲的脸颊随着音乐的波动，突儿拉得很长，突儿皱缩成一团，生动极了。好像那忧伤与欢乐的琴声不是从琴弦上拉扯出的，是从他变化生动的脸颊上诞生的。父亲最为得意的、并常向我们炫耀的是，他曾在四川大学读书时获得的两张奖状，一张是短跑第四名，一张是跳高第五名。 那时我很小，母亲死后的阴影在我心里褪得很快，我总觉得死亡不过是睡个长觉，有一天母亲会醒过来的。随着一天天长大，我心里也有了许多疑问。我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父亲个子很矮，又小又瘦，其貌不扬。母亲身材颀长，人很漂亮，认识她的人都说，那时母亲的藏舞跳得棒极了，每次单位拥军演出，母亲的独舞都是压轴戏。他们是典型的矮个丈夫与高个女人，今天的观念来看他们的结合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正像东边西边的两座山，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谁也弄不明白。我曾大胆地问过父亲，他闭着眼睛想了很久，才说：这有什么奇怪，那时我在雅安工作，你妈在雅安读书。就再不说什么了。 我偷看过父亲母亲那时的日记，还是探出了许多秘密。 父亲大学毕业后，西藏和平解放不久，那时有个口号：到边疆去，到西藏去。我父亲便有幸成了第一批随军下西藏的青年学生。 父亲到了雅安，便留在了那里。那时，母亲正在雅安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学的是兽医，父亲是她的政治教员。 他们那时谈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 在母亲的日记中，写满了父亲给她讲的革命大道理。我可以设想这样一幅画面，青衣江畔那个多雨的夏天，一对青年男女躲在一只撑开的油布伞下，男的很矮，所以把伞高高举起（这情节很像冯骥才的一篇小说）。母亲同那时的汉族女孩子一样装扮，宽袖长裙，平底布鞋，梳两条长辫，胸前抱一摞书。父亲穿一身军装，帽檐下一对圆形眼镜使瘦长的脸，显出了见分成熟与威严。青衣江缓缓地淌，雨丝细细密密地落，父亲的那从书上报纸上读来的革命大道理，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母亲这个藏族手工业主的女儿的心里。他们在江岸来来回回地走，把本来很滑的卵石踩得更加溜滑。不久，父亲成了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母亲的日记中有了许多向党真诚地交待自己家庭剥削阶级罪行，及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内容，让我这个后辈人直犯疑。我不明白母亲的民族手工业者的家庭会剥谁的人皮？可那时的母亲却虔诚与天真得可爱。她终于没能入党，却有幸成为了我的母亲，成为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女人。 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吧，父亲本来是要调回成都去的，就在他出发那天，他却顶替另一个安排到高原的姓黄的同事，悄悄去了藏族自治州康定。父亲说那夜里，姓黄的同事泪流满面地来恳求父亲与他交换，说自己成都有年迈的老母和刚建的家庭，去了高原就一切都完了。心软的父亲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想父亲肯定是冲着母亲去的，母亲毕业后就回到了那里。 母亲却不这样说。母亲说，父亲不回成都，是逃避家庭给他包办的婚姻。那是成都的一家药铺老板的女儿，人家已准备好婚宴只等他回来。有一天，姐姐帮父亲收拾杂书，在一本发黄的旧书中翻出一张照片，一对很洋气的新婚男女，女的披着白色婚纱，描画了眼眉，很像电影中的美人儿。男的也帅气，西装革履，白色手套。照片写着很动人的感谢词语。姐姐指着那个女的说，她便是差点与父亲结婚的那个父母包办的女人，她很感激父亲的逃婚，也反对父母的包办，不是父亲，她与自己的意中人成不了眷属。 我真想说一句谢天谢地，如果父亲跟了这个女人，我与姐姐都只能是飘在空气中的一粒灰尘，风一吹便无影无踪了。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姐姐把我拉到一旁说，你知不知道，父亲要给我们找后妈了。我当时害怕得说不出话来。姐姐说，要做我们后妈的，便是那个常来我家的那个胖胖的留两条长长黑辫的小于阿姨。 如果姐姐不这样说，我还些喜欢小于阿姨。她是小学语文教师，还是州里广播站的播音员，普通话说得很好听。她来我家时，除了忙些家务外，便给我们讲故事，她讲的水浒传里宋江落难的故事，讲的红楼梦里一个宝石与一棵仙草的恩恩怨怨的故事，我至今不忘。她讲到动情处自己也泪流满面。可她来做我的妈妈，今后我妈妈从土中醒过来怎么办？我那时很小，就这么想的。 我与姐姐想出了个恶作剧，要赶走这个入侵者。那天，小于阿姨来了，趁她在给我们缝补衣物时，姐姐偷偷在她的长辫后拴了一张草纸，又朝我招招手。我来到她的后面，掏出早已藏在兜里的火柴，划燃后点着了草纸。呼地大火腾起，卷上了小于阿姨的头顶。小于阿姨惊得大呼大叫，我们却吓得动也不敢动。父亲冲过来，用棉被死死捂住小于阿姨的头发。火熄灭了，小于阿漂亮的长辫毁了，脖子与头皮也烧伤了。 气得双眼冒火的父亲让我与姐姐跪在门外的雪地里，就砰地关上了门。初春的风很冷，我与姐姐都冻僵了，父亲才让我们进屋。不管父亲怎么责骂，我们都没开腔，抱着火炉身子直颤。最后，姐姐哭了，她求告父亲说，爸爸，别给我们找后妈…… 父亲再也没提找后妈的事，他把我送到爷爷奶奶那里，直到我上了中学。如今，我的已满七十的父亲已经很老很老了，他守着一份孤独，沉默地渡过了时代的风风雨雨，渡过了生活带给他的许多不幸。他仍然很少说话，看书或找人下棋，是他晚年生活的主要乐趣。他不愿与我住在重庆，他说离开高原便觉生命没有意义。每次，我看着他独坐在那张磨得油亮的藤椅上，或夕阳快落山的傍晚，他佝偻着身子捡拾院子中的落叶与垃圾时，我心里便涌起股酸楚。我为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蠢事而懊悔。 父亲却从不让我们提说那件事，他总是很平静地笑着说，他过得很好，能活到看见儿女成人，就很满足了。 每年母亲的祭日，姐姐都要从遥远的康定打来电话，说她又陪着父亲去了喇嘛寺，为母亲点了一盏最亮的酥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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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4 20: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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