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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滩上，地砖，草坪，排椅，喷泉，三三两两的游人；江面上，星罗棋布的船只，不时有汽笛声响起。冬日的汉口江滩，徜徉在幸福之中。
不时闪入眼帘的“拉纤”、“扛包”和“码头情结”等雕塑，再加上江汉关大楼钟声，令人不由得浮想昔日汉口码头的辉煌。
在时尚元素和传统文化的交织中，一幕幕历史长剧悄然上演，武汉乃至整个荆楚大地的经济也在骤然发生裂变。
有人说，汉口码头的兴衰沉浮，实际上就是一部大武汉经济发展的缩影。
依水而兴
在江汉大学副校长、城市文化研究专家涂文学看来，武汉码头的勃兴与水紧密相连。
武汉，地处两江交汇(长江、汉江)之处。在明万历末年实行纲盐法以后，汉口成为湖广淮盐分销总岸。清承明制，嘉庆《汉阳府志·盐法志》中称自盐 船转泊汉口后，“汉镇之繁庶遂甲于全楚”。鸦片战争以前，汉口以其地理优势条件优越，商贾云集，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一同号称为天下四大镇，同时又与北 京上海并称天下四大聚。
史料记载，清道光三十年，汉口仅有艾家嘴等8座码头，几乎全部分布在汉水流域。到1868年，汉口汉水沿岸从硚口到龙王庙沿江，码头增至35 个；而长江沿岸从龙王庙至武汉关长江沿岸码头，从无到有，增至16个。汉口开埠后随着租界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运的日益发展，长江沿岸相继拓建一批近代轮运码 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码头发展到14个，其中8个在租界内，6个在与租界相连的江边。除招商局等3个码头外，其余都为外国资本所有。
到1926年，汉口方面仅由外国洋行经营的大大小小的“洋”码头，即达87个之多。武汉和汉阳方面，一批为近代工厂配套的轮运码头渐次兴建。京汉、粤汉铁路通车后，随着火车轮渡的出现，为铁路运输服务的大型水陆码头也相应建立。
1862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后，英、俄、法、德、日等国纷纷建立租界，沿江长达3600米。租界选择在旧城区下首滨江地带，原因之一也在于可以依靠长江的黄金水道，发展航运和商贸。而相应的租界之盛，及商务和航运的发展，也扩大了汉口商埠功能。
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曾言：“汉口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一个例证是，20世纪初，汉口对外贸易额始终占到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位居全国第二位。汉口成为内地贸易的中枢，集中物资转运至上海。
到抗战前夕，在汉口经营轮船航运业的外埠公司有50多家，经营船舶达80多艘；湖北省属的轮船公司则多达236家，共有各种船舶321艘，并形 成了以汉口为中心的68条航线。长达12公里的沿江沿河地带先后修建了144座各式轮船码头，此外汉阳与武昌沿江一带还修有小型码头10余个。汉口的各码 头配备有泵船44艘，跳船43艘；汉口的中外库场总容量约20万吨。1931年汉口共有专为货物运输服务的报关行130多家。
以武汉1861年开埠为界点，武汉开始由内聚型市镇转为外向型通商港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汉口国际性商埠地位凸现，为汉口城市商业和文明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码头性格铸就的武汉
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来，汉口码头几经兴衰起伏，纵然战乱人灾、水患火焚，她却以文化的韧性在武汉人心中留下根蒂。有学者认为，码头足以将江风的多变、狡黠和包容刻入市民的灵魂。码头的繁荣，形成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特征，从而影响整个城市的文化气质。
涂文学向记者介绍：“汉口的地理格局和经济格局被称为'九省通衢’和'转输分销’。”货到汉口活，一是说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商品流动快，而汉口码 头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流动性强；其次是说汉口市场吞吐能力强、辐射面广，而且商路畅通，机制灵活。“这反映到文化上又一特征，就是汉口市民拥有普遍的变 革、趋新意识。”涂文学说。
码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武汉经济发展。涂文学在长期研究后得出结论，如同码头货物的易聚易散、水边街市商品的流转一样，汉口市民的行为方式 乃至整个文化性格缺乏厚重感，显得肤浅浮泛；汉商们热衷于做投资少、见效快的投机生意，而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现代大工业缺乏兴趣。
武汉市作协主席董宏猷对码头文化则有更深的理解：“码头的潜规则在于重兄弟意气和把头个人的人格魅力，缺乏诚信，这导致商业行为契约意识的缺 乏，商人之间不能进行强强联合，在利益分配方面个人心里都有'小九九’。”董宏猷认为，码头货物聚散“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固然汉商在信息处理上灵敏度 强，然而由于缺乏先期的市场调查和策划意识，难以坚守产业。此外，码头的主体是码头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他们受小农经济影响颇深，有小富积安的心理，事业难 以做大。
事实上，早在清末时期，张之洞就曾对汉口商人“偷工减料”、“意存诳骗”、“假冒牌名”、“工匠哄斗”深为不满。1920年武汉的出口贸易下滑 原因之一，也在于商人弄虚作假。他们将棉花和马鬃加水，把桐油和灰尘混和以增加重量。20世纪30年代中期，武汉对外贸易额滑落到全国的第5-10位。
在民国中期的12个城市比较中，汉口工业的厂数、工人数、资本数、生产净值数都只占各同类数总额的5%以下，在全国工业中已无足轻重。武汉商家因其根深蒂固的码头文化性格，大多不愿将商业资本转向技术要求高、资本需求量大、见效慢的工业，致使武汉工业的发展后劲不足。
在学者的眼中，码头文化也有着它积极的一面。涂文学认为，“武汉人思想比较开放。”董宏猷则认为：“码头文化包容性很强，'东来西往’，经济交往比较活跃；商贾云集之地，现代企业制度和人际关系纽带的兼顾，也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商业发展。”
武汉人已经表现出了敢为天下先、改革意识强的性格特点，备受世人瞩目。
20世纪50年代，武汉成功实现了由商业码头和运输中转站向轻工重工业基地的成功转型，成为内地重要的工业中心。1979年，武汉又在全国率先 “敞开城门”，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全国小商品销售体制的改革首先从这里起步，致使汉正街获得“天下第一街”的美誉。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首开全国引进“外脑”对企业进行管理的先河。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股在深交所挂牌上市，随后，中商、汉商、中百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4家商业上市公司，武汉独有。
荣光再现
然而，随着1990年代以来“黄金水道”的衰落，汉口码头的沉沦成就了大武汉衰落的记忆。
1986年，武汉港客运发展达到巅峰状态，年送客人数达到286万人次，日发航班30次左右。1992年兴建的被誉为“亚洲第一港”的新武汉 港，在短暂辉煌之后，客源迅速下滑。至1995年，长江客运比10年前下降124万人次。到2000年下降到1066万余人，递减速度达20%左右。
长航集团宣传部新闻处负责人陈登远告诉记者：“集团客运经营非常困难，'九五’期间客运亏损额高达3.7亿元。2001年10月，集团退出了长江中下游的普客运输航线。”
武汉港客运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武汉港客运向旅游方向发展，在保留少量几条航线的同时，在广场西边兴建起了汽车客运站，同时将其它场地出租给一些娱乐城、保龄球馆和酒店。”
陈登远分析，长江航运的衰落，“1990年代以来主要受到来自其他运输方式特别是铁路和公路的激烈竞争。同时国家给内河整治的投资太低”。有关 部门的数据统计，50年来，国家给长江的投资不到90个亿，仅相当于国家投资一条8000公里的襄渝铁路。“九五”期间水运投资只占铁、水、公、航四种运 输方式总和的12.4%。其中航道投资占四种运输方式总和的1.96%。
水运的衰落同时伴随的是武汉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下滑。
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的综合实力全国排名第四。改革开放以后武汉总体吸聚能力呈下降趋势。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后，武汉面临“东西夹击”的局面，在国内经济地理形势上，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功能大大降低。
2004年，长江水运和武汉的发展开始出现契机。
2004年元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时，要求高度重视水运，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交通部已经批准《长江干流航道发展规划》，决定在2020年以前，投资160亿元整治长江航道，长江航运将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2004年11月初，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12次会议上，振兴“黄金水道”，成了政府官员和学者的共识。
而武汉港口集团党委办公室夏鸣主任告诉记者，由武汉港口集团董事长何跃明今年初提出的，建立“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概念，更意味着汉口码头昔日的荣光，将再度复兴。
其基本构想是：以武汉为中心，以长江、汉江为两翼，通过10到15年的建设，形成干支相通、通江达海的航道网络，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技术先的 港口和多种运输方式互相衔接、协调发展的集装箱、汽车、石化、煤炭、矿石等内河航运体系，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物流中心、集装箱并运中心和外贸运输中 心。
短短两个月之后，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在会上武汉市市长李宪 生提交了一份提为“遏制'中部塌陷’武汉应有作为”的报告。而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现在第二年经济工作会议的六项 任务。
“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兴衰起废本是规律，而或许如果诸事俱备，一朵浪花就能带动一次伟大的起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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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23: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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