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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节那天，我接到老家一位久疏音讯的本家叔叔电话。他在电话里用方言对我吼着：“乱弹琴，我们的镇又要‘变’了！” 何谓“又要变了”？了解原委，才知道据可靠消息，我的老家，隶属于新邵县的小塘镇（以前属于言栗乡，后被合并），即将划给邵阳市北塔区，同时划给邵阳市直管的，还有毗邻的长冲铺乡。我随口开了句玩笑：“不蛮好么？成了城里人了！”
“好个屁！‘城里人’又不能当饭吃，田还是那样的田，土还是那样的土。可老侄你想想，我们在新邵县呆了快60年了，多数人社会关系在这个县，办事也方便。现在划过去，等于是后娘带崽过去，以后我们连衙门都难找。北塔区没一所好高中，我孙子后年升高中都不知道能上哪儿去？老百姓多数人不愿意过去。没征求我们老百姓意见，10万人就像赶牛羊一样从这个栏里赶到那个栏里。”
安慰几句老叔，挂断电话。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回想1949年以后，我的故乡的行政区划，概言之，就是像切豆腐一样，横一刀，竖一刀，划来划去。故乡的归属，总是游移不定。至今碰到有人问我是哪儿的人，我得费半天口舌解释。
吾乡距邵阳（宝庆）城北门约三十多公里，俗称宝庆北路，几百年来一直归邵阳（宝庆）县管辖。宝庆县（1927年改回邵阳县）一直是宝庆府的首县，也是附廓县。所谓附廓县，就是府城和县城在同一个地方。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县这一级行政区划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无论是秦、汉时期的郡、县（东汉和晋时期在郡和朝廷之间还有一个“州”的行政级别），还是唐代的道、州、县，宋代的路、州、县，抑或是元明清三代的省、府、县（某些地区有州的层级，直隶州直辖于行省，下有辖县，散州隶属于府，一般不辖县），吾乡一直就是邵阳（宝庆）县管辖，千百年来行政区域的稳定，也带来了整个县民风、民情、语言等文化方面的同质性。因为县一级行政区划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为稳定的，因此古人填籍贯填的就是县籍，而帝国的治理也是以县治最为重要，知县是亲民之官。由此，士大夫之间对有声望的人常常不称其名而称其县籍。如称曾国藩为“曾湘乡”，张之洞为“张南皮”，袁世凯为“袁项城”。
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县域的变动恐怕是两千年来最大的一次。当然，由于人口的增多，为便于管理增加或调整县域，也属正常。但在析分、调整中，行政权力主导，而不注重历史沿革和文化差异，更不会在意民意，因此弄出来许多“捆绑夫妻”，后遗症持续了好些年。以邵阳县为例，一直是超级大县，在国民党快要丢掉大陆的1947年，将邵阳一部分，加上武冈、新化两县的一部分，凑在一起设立隆回县。1952年，执政者变了，调整县域的动作更大，邵阳县分成邵阳、邵东两县，北部一部分乡镇和新化县南部一部分乡镇，合成新邵县。不独邵阳，中国其他地区处处有这种大手笔的县域调整。以相邻的湘乡为例，析分为湘乡、双峰两县。后代若对这种调整不了解，读历史会带来许多困惑。比如曾国藩的家乡现在双峰县，但史上常称“曾湘乡”，蔡和森兄妹亦是如此。 “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魏源，史料介绍他多是“湖南宝庆（邵阳）人”，而现在属于隆回。黄埔一期有两位后来去了台湾的新化籍将军，一位是当过国军第四兵团司令、北平城防司令、华北“剿总”副司令（总司令为傅作义）的李文，一位是后来在台湾官至陆军副总司令、二级上将的袁朴。可现在李文的家乡龙溪铺镇划给了新邵，袁朴老家的村子原属新化永固镇，后划给了隆回。而另一位黄埔六期的后起之秀、远征缅甸官至国军第九兵团司令的廖耀湘，史料介绍他是邵阳人，其家乡现属于新邵县。
对设立新邵县后的恩恩怨怨，我曾有过一篇文章《邵阳佬和新化佬》详论之，影响还较大。县如此，而县所归属的专区和地级市更是漂移不定。新邵县初属邵阳专区，1977年10月改属涟源地区（后改为娄底地区），上世纪80年代归属邵阳市。变来变去，老百姓饱受折腾。
经过近60年的风雨，当年“拉郎配”组合而成的新邵县，终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乃至居民的心理上，融为一体了，父母之命结合的夫妻由于几十年的家庭生活，也变成恩爱夫妻。可现在，又要生生地将这个已经有认同感的“家”，活活拆散。且不说居民情感上难以认同，最为重要的是程序上，根本没有把民意当回事。在今天，有关水电涨价这样的民生事项，至少会开个“听证会”-----哪怕是做样子。而两个乡镇10万余人的归属，就由衙门里的人一拍板，就决定了，这比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决定的婚姻还要荒唐。难怪我那位本家叔叔有被当成牛羊“从这个栏里赶到那个栏里”的感觉。
而且，我以为不仅仅是情感上伤害了这两个乡镇的人，也不仅仅是程序上对民意没有予以充分的尊重。普通老百姓是最实际的，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被侵害感觉极为灵感，官府用动听的话是很难忽悠住他们的。数年前，原属于新邵县的陈家桥乡划给了邵阳市北塔区，当时民意的怨怒没有今天这么大，那时候或许当“邵阳市人”还有一点虚荣。但陈家桥划过去差不多十个年头了，当地居民几乎没得到什么实惠，而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两不管地带，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仍留在新邵县的兄弟乡镇比，相对停滞。
其实这样的结局并不奇怪。一个县设立已经60年了，早就经过了磨合期，整个县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交通电讯等的资源配置，必须通盘考虑长期打算，不是两三年甚至五六年就能到位的，要花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功夫，才能见成效。以教育为例，新邵设县后，在与县城隔一条资江的泰清中学基础上设立了一中，在原大同学校的基础上设立了二中，原景中学校的基础上设立了三中，筚路蓝缕苦心经营了半个世纪，才成为三所教学质量过硬基础设施过硬的高级中学。而邵阳市北塔区兼并临近几个乡（包括邵阳县乡镇）十数万人，本来就相对匮乏的教学资源更不敷使用，而要等到重新规划增加优质教学资源，没有十来年的功夫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了，恐怕一代人都给耽误了。而这六十年来，每个家族和家庭基本上是基于新划定的县域构建社会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新邵县的小塘镇和毗邻的邵阳县长阳铺镇（据说也即将划给邵阳市区）同属一个县，彼此通婚十分频繁。而后来成为两个县了，通婚就少了，倒是原属于邵阳的乡镇和原属于新化的乡镇，因为同在一个县，彼此通婚就多了。这其实是行政区划变动的必然，因为在一个县，由于属于同一政治体，由于公共资源的共享，居民之间的交往增加了。中国的县域，基本上还是个熟人社会，血亲、姻亲、同学等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小塘、长冲铺两乡镇，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子弟在县城工作，居民对信息的获得、资源的争取，自有自己的门路。一旦给生生划给邵阳市北塔区，可算典型的“寄人篱下”，这10万余人，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要重新建构社会关系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居民的被抛弃感和不安全感是巨大的。行政区划的变动，其实是另一种“移民”。
据说，邵阳市此举是因为省直管县已成大趋势，不得已先下手为强，将其他县的乡镇划给市区以扩大地盘，为将来不能管县留后手。本来，地级市在中国行政层级中是个怪胎，一直就没有宪法地位。以前的专区行署仅仅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如此各个县反而能自主发展。后来地级市辖县成为普遍推行，不但行政层级上是叠床架屋，增加行政成本，而且地级市成为周边县的吸血机，利用行政权力占据优质资源，造成县域经济的萎缩。省直管县作为行政改革重要内容已经喊了好些年了，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就是因为市管县的架构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团体。我担心，地级市在省直管县之前“吞并”临近县的乡镇，是和省、中央讨价还价的一种方式。省、中央两级为了安抚这一利益团体，或许会以允许其“吞并”行为作为一种补偿。土地、人口就这样被不同层级的官府拿来做交易，而最重要的利害人-----那些牵涉其中的普通老百姓，谁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呢？
我那游移不定的故乡，其命运究竟将会怎样？故乡的境遇，在今日中国，不仅仅是个案，或许是许多人故乡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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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7 22: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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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11 22:09:58
